当然，规训式群体所带来的弊病也是十分明显的。近代教育理论批判这种教育模式泯灭个性，民国教育学名家陶行知先生在其《学生自治之研究》中对北洋时期这种带有专制色彩规训教育就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以学生自治的集体概念取而代之。陶行知先生说：“学生自治的需要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既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网络教育受众群体，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5](P29)的确，这种规训的集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专制式的统治，而在这种规训纪律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及人民是一种缺乏个性的个体，也正是因为如此。二战之后，欧洲的人道主义在纳粹暴行下再次觉醒，人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伸张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存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各自的角度解构了那个高压式的群体概念。当人的个体性被历史所激活时，群体被人们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渣加以抛弃以至于在今天，群体概念甚至成为了某些研究的禁脔，甚至谈群体则色变，认为群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那种以高度压制个性的纪律规训性群体，最终塑造出来的是没有个性灵魂的国家民族理性下的燔祭。或许，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中，群体思想政治教育会成为一个空缺。
当然，个体和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并不代表着群体的消逝，群体仍然存在着，而且以几乎完全异于规训式的群体模式存在着。在今天的群体中，我们实质上已经看不到那种太多的规训群体的色彩，但这并不代表今天的群体是由杂多的个体以最简单的方式构成的。甚至可以说，今天的群体存在也不是哈贝马斯以一种简单的协商沟通的方式或者主体间性的方式构成。我们可以说，哈贝马斯虽然注意到了主体间性，但是他的方法论仍然是个体主义的，仍然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即哈贝马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于等价性的主体间关系，这样虽然也可以将人与主体看成一种网络，但是一种理想化的网络模式。当然，现实中的群体关系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人是一种社会关系性的存在，在《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曾经开宗明义地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P60)因此，由多个个体构成的群体，不是一种以高度同一性和一致性为基础的规训式群体，而是一种由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群体。而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群体研究网络教育受众群体，在最近十年间，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学研究看来，社会与群体不是由个人而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及结点之间的关系，群体需要通过对于网络中关系的分析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属性特征，包括网络中的个体属性及网络整体属性进行详尽的分析，甚至通过拓扑学的结构图来展示群体结构的复杂性关系。这样，我们在社会学带来的研究中看到了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前进的一丝曙光，即我们看到的是由诸多网络关系构成的群体，这种群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存在的常规样态。举例来说，在某大学的学生群体中，辅导员不可能一一对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方式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不佳。而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学生社会关系网络来开展分析与教育。简单来说，如果了解在一个群体中处于核心的学生成员及其构成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采取重点突破的方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没有着落的随便用力。这样，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群体，这个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地。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已经相形见绌，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大胆地将社会学上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实际存在的群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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